章一哥

    隐士们这么忘情于山水，执著于孤独，无不是受孔老夫子那句，“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影响。其实孔夫子自己倒是抱着积极的入世态度的，带一帮得意弟子，长年累月的奔走在跑官要官的漫漫长路上，他走了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却总是不那麽如意，即使他是个不同于常人的圣人，偶尔牢骚满腹也是难免有的，就像上面这句话。但是，“出则事公卿”，在他的思想意识里面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要不他跑那么远的路干吗？

    孔夫子认为即使是“无道则隐”，也要做那种大隐。对尘世的不离不弃才能得到内心的真正快乐，也就是常说的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是孔子赞扬的人生态度。一帮老少，从河边洗浴归来，御风而歌，踏节而舞，这是孔子所推崇的人生齐乐乐的一种至高境界。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狗吠深巷里，鸡鸣桑树巅”。描写的是一派其乐融融的农家乐，这一直让那些在尘世里颇不得意的君子们艳羡。即使陶渊明实际上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锄禾归”的苦日子，但，身心的彻底解放，好像付出的这一切都值得了，这难道不是大隐们所追求的乐而忘忧贫而无怨吗？

    伯夷叔齐介子推以及以后的一些小隐们偏偏喜好远离俗世，把自己孤独成一棵寂寞梧桐，过着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独居生活，这是那种极端小隐们所追求的生活，在一种自虐中满足精神上的解脱，好像有点自闭症。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小隐们生活稍微活泛点，最起码他们要求一些精神层面的沟通了，虽然他们还是高姿态的拒绝所谓的俗人俗事，自命清高自绝于劳苦大众。

    大隐小隐们选择了出世的人生，但这花花世界是大多数人不愿意远离舍弃的。居庙堂之高，最起码可以混一个人前人后花团锦簇；处江湖之远，却只能做株孤单的寂寞梧桐了。孰是孰非孰好孰坏明眼人一目了然。许多人一开始选择出世后来又入世，往往是一种高明的策略，也是一种相机而动待价而沽，拿捏好出山的时间分寸，为了有个较高的人生起点。像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宣传造势工作做得很不错，最后终于引得刘皇叔三顾茅庐。像成为汉惠帝门客的号称“崤山四皓”的四个白胡子白头发的老头子更有意思，刘邦召他们出山工作，他们连皇帝也不尿，嫌刘邦没有品味。后来，刘邦的儿子惠帝花重礼请来，作为镇宅之宝，身价果然提了不少。连刘邦看到他们都有点眼红。慨然叹曰，太子根基已稳，动不得了，连那么牛叉的崤山四皓都能整出山来，简直不得了。

    中国文人还有一些人开始积极入世，也想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出来，后来嫌这世道太混乱，与自己的理想社会相去甚远，再后来干脆选择遁世。这类人物如陶渊明和李白等人。他们往往是最初抱有良好愿望而来，也想努力融入这个社会，适应这个社会。可是到后来对社会现实看得越清楚就越失落，随着理想的破灭其遭遇的痛苦也可想而知。李白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御用文人，美名曰李大翰林。其承召诗《清平调》里那句“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马屁拍得不显山不露水，让明皇和贵妃很受用。可是这样的把满腔的才学只是用来娱乐当权者的生活，并不是李白想要的，所以才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逍遥而去。

    不管是做大隐也好，小隐也罢。也不管你是先入世后出世，还是先出世想明白了又入世。最让人佩服的还是那些抱着积极人生态度的士大夫们，他们作为中国的有识阶层，是整个中华民族骨骼的中坚力量，他们胜不骄败不馁，不躁动，不游移，不沮丧，不怨尤，以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服务于社会。清代封疆大吏左宗棠，落榜书生，考了十三年都没有考中进士，按说他最有理由消极处世，然而他却没有丝毫消沉的意思，这位仁兄年轻时就写下“身无闲田半亩，心忧天下黎民”的对联自勉，这幅对联可能被许多人讥笑为吹牛大王，最后左宗棠硬是靠着本身的自强不息，成为清末的一代经世治国的能臣。尤其是他晚年还抬着棺材板入疆平息了新疆某些外来势力的分裂行为，沿途还不忘做好人好事，在行军的路边栽了三千里的柳树，用以绿化大西北。是他一百多年前就开创了有组织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让人赞叹。

    还是那句现代诗写得好，是什么让我爱得如此深沉，因为我挚爱着脚下这片土地。是出世还是入世，关键是看你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关键你的心中是否有大爱。大爱无边，态度决定一切。